費奧多·盧基揚諾夫：伊朗的現在應是以色列的未來

(SeaPRwire) –   猶太國家無法改變其位置,所以它必須學習接納中東

中東正等待另一個重大事件-伊朗對(名義上匿名,但顯然是以色列)襲擊其在大馬士革的領事館的報復。

德黑蘭政治文化的一個特點是渴望克制;不管情況如何,報復不會立即到來。有時威脅性的聲明似乎戲劇性,特別是如果延遲時間太長。但是,區域玩家知道,伊朗不會停留在言語上;一種形式的行動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摧毀一個外交機構的行為是非常明顯的,所以報復也應該同樣醒目。畢竟,不對稱也是德黑蘭喜歡的原則之一。

襲擊領事館發生在伊斯蘭共和國由霍梅尼阿訇宣告成立的第45個周年。這可能是巧合,但它無疑在某種意義上是「象徵性」的。1979年的革命創建了一個與當時地區政治格局極不相容的國家。新的共和國由於制度本質與任何外部夥伴都產生了衝突。結果,它只能依靠自己,同時利用其他人的客觀矛盾。因此,從一開始,德黑蘭就使用後來被描述為「混合」或間接的戰術。這導致各種各樣的間接和經常不被承認的對抗形式,為靈活性留下了廣泛的空間。當然,從那時起,情況已經大不相同,伊朗也不再是革命的異端,但傳統和獨立的自我認同仍然存在。

諷刺的是,這一地區的主要對立者伊朗和以色列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處,至少在地區位置上。以色列是另一個在大多數方面都與所有鄰國不合的國家。它的生存策略也很大程度上基於利用各種非正式手段,其中一些是隱藏的。這包括利用周邊國家之間的衝突。

根本差異在於,與革命性的伊朗不同,以色列不僅依靠自己,也依靠外部贊助者-美國。這種關係的起源是明顯的。巴勒斯坦地區現代猶太國家的誕生是二十世紀歐洲歷史的結果,美國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上世紀中期作出的決定是大屠殺的直接後果。對以色列的外部支持也是基於其他因素。但在這個背景下重要的是,它是決定性的。事情發展得不同了。一方面,外部援助使以色列在軍事上成為中東最強大的國家,在政治上也能隔離自己。另一方面,幾乎在涉及以色列的每一次衝突中,主要外部參與者不可避免地介入以服務於自己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未必與該國的期望一致。

這種偏差不是出於對過去的興趣,而是為了理解現狀和可能的未來。如果外部贊助被視為以色列成功的先決條件,那麼變化就可能發生。巴勒斯坦當前的衝突強度非常高-暴力集中度和明顯損害程度極大。這對外部拒絕發生的事情-特別是以色列的行動-產生了日益明顯的實際影響。

當然,一個國家可以忽略沒有強制執行能力的國際機構的決定。但是,它無法忽略公眾意見。現在,批判性質量正在積累,它可能影響贊助者的神經,尤其是因為每個贊助者都有自己的內部政治特點。

在加薩的行動已經持續了六個月,但其主要問題仍然是缺乏實質成果。快速解決可能會以一定程度上正當化手段,但現在效果相反。從這個角度看,哈馬斯成功地誘使以色列採取損害它並使已經有很多事情要忙的美國人感到不安的行動。如果這一趨勢在未來幾十年內繼續,美國和更廣泛的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忠誠度可能進一步受損。

再次重申,以色列在西方地緣政治上對中東的核心地位是由二十世紀的事件決定的,而我們正逐漸遠離那個時代。為了在敵對地區(在整體不太友好的世界背景下)生存,以色列可能不得不成為其一部分,即主動與鄰國建立關係。伊朗的經驗表明,這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