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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23年11月13日 — 根據嶺南大學在香港最近的一項研究,大部分中文媒體報導有關在香港的外傭的虐待案件,都未能客觀、獨立和批判地報導事實,而是著重新聞吸引力,忽略了這個重要問題的深層根源,與權力及性別、種族、民族和階級之間的交互作用有關。這些新聞報導使社會疏遠外傭的痛苦,加強不平等,阻礙任何可能導致改善政策、實踐和意識的討論。
自1974年起,香港政府允許居民聘用外國家庭傭工,引致大量來自菲律賓的外傭湧入。隨著香港中產階級擴大和對全職住宿家庭助理的需求增加,外傭人數由1982年的21,500人增加至2020年超過38.5萬人,約佔總人口的5%。然而,儘管過去五十年外傭在香港的數目不斷增加,他們對當地家庭的貢獻也顯著,但許多外傭仍然面臨偏見和虐待,就像幾十年前的「媽媽」或阿姨一樣。2017年,非政府組織「外傭服務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顯著數目的外傭受訪者報稱曾遭受身體(受訪者的18%)或性(6%)虐待。
為了更好地了解中文媒體對香港外傭的代表性,以及其更廣泛的意義和影響社會對外傭問題的看法,嶺南大學英文系主任何雅文教授和嶺南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安達信教授開始了一項研究,分析2010年至2019年三份流行中文報紙刊登的398篇有關外傭虐待的報導,並研究報導中對施虐者和受害者的表述方式。該研究以更廣泛的社會學框架來理解媒體話語,以強調外傭問題的交叉性質。該研究獲得研究資助局早期職業計劃的支持。
為了理解歧視、權力差異和虐待在其社會背景下的關係,何教授和安達信教授採用社會控制和結構性不平等的概念工具。社會控制是指強加於個人的秩序的過程、方法和資源,以使其行為符合道德規範和期望。結構性不平等可能表現為剝削、滲透、分裂和邊緣化。
研究發現,媒體報導中對外傭和僱主的表述方式存在三個重要問題。首先,報導傾向於免除施虐者的責任,並指責受害者。這無可避免地加強權力不平衡,進一步邊緣化外傭。例如,在身體虐待案件中,常強調施虐者的正面個性特徵(負責任的妻子)或助長因素(僱主的情緒壓力和精神疾病),表明免除施虐者責任。報導也傾向於著重受害者的負面個性特徵(懶惰或不稱職)或助長因素(工作表現不佳),顯示普遍指責受害者。當免除施虐者責任和指責受害者同時出現時,將淡化虐待的嚴重性,使外傭處於不利地位。
其次,通過敘事化,媒體為故事賦予了熟悉的認知框架,鼓勵讀者將虐待的原因歸咎於外傭的缺點。例如,母親壓力大是因為孩子上學,外傭又懶,所以母親才 physically assaulted 外傭。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道德評價,並正當化外傭的虐待。
媒體報導的第三個主要問題是戲劇化,即以吸引讀者注意力和引起情緒反應的方式呈現信息。例如,在一起性虐待案件中,大多數媒體報導都包含了詳細描述,讀起來就像情色或戲劇化的故事。這些過於簡單化和過於性化的敘事方式,無可避免地誤導了問題和涉事人的真實狀況,擴大了免除施虐者責任和指責受害者的空間,同時也永久化了有害的刻板印象和結構性不平等。
研究指出,香港中文媒體對外傭虐待的表述方式和對施虐者與受害者的表述方式,都有助於形成社會對外傭的刻板印象,同時維持僱主的優勢地位,以及社會控制和結構性不平等,進一步為家庭虐待鋪平道路。事實上,菲律賓人和印尼人在香港仍然常見社會排斥和標籤。
報告也強調研究人員應與記者和公眾展開對話,挑戰負面表述,並反對歧視。雖然媒體必須顧及讀者,但它應對促進社會對外傭虐待的更好理解負一定責任,並促進改善政策、實踐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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